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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引 不斷推動政德教育工作高質量發展

            治國之道,任人唯賢

            ■王學斌

            三國蜀漢政治家諸葛亮曾主張治國理政“務在舉賢”,“為人擇官者亂,為官擇人者治”,如此方是正確選拔人才之法??梢娺x人用人自古便是傳統吏治的關鍵內容。就吏治問題而言,我國歷史有著極為豐富的素材,悉心梳理,古今對比,鑒其得,察其失,可為當前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提供一些頗值參考的經驗與教訓。

            為政之要,惟在得人。國以人興,政以才治,無論國家治理,抑或地方治理,選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、重中之重的工作,恰如東漢學者王符所形容的,“治世不得真賢,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”。

            回首中國歷代王朝鼎革變遷,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。漢高祖劉邦在總結西漢建立的成功經驗時,認為關鍵所在便是得人:“夫運籌策帷帳之中,決勝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(張良)。鎮國家,撫百姓,給饋餉,不絕糧道,吾不如蕭何。連百萬之軍,戰必勝,攻必取,吾不如韓信。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?!睗h初三杰之綜合素養,在當時眾多俊杰中屬于上上選,他們的功業造就了西漢開國的氣象與規模。

            無獨有偶,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現,也多與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關。唐太宗以亡隋為戒,用人唯賢,于是決策時有房謀杜斷,納諫時有魏徵、馬周,用兵時有李靖、秦瓊,集一時之賢能,迎來了貞觀之治。唐玄宗延續太宗之風,在吏治方面嚴加整飭,善用良材,先后任命姚崇、宋璟、韓休、張九齡諸人為相,朝局趨于穩定,堪為古代治世的典范。

            與此同時,值得后人深思的是,盛唐走向衰落,也與人才使用密切相關。玄宗執政后期,寵信李林甫、安祿山等佞相亂臣,危機暗中累積滋長,導致安史之亂爆發,政局混亂不堪,“洛陽宮殿燒焚盡,宗廟新除狐兔穴”,百姓流離失所,“豈聞一絹直萬錢,有田種谷今流血”。難怪杜甫哀嘆“傷心不忍問耆舊,復恐初從亂離說”。人才關乎國運興衰,關乎事業成敗,“為政亦多務實, 唯用賢為國之大事。治亂必于斯,興亡必于斯”,需要認真總結與研究。

            用人之要,選賢任能?!豆茏印ち⒄穼抑蝸y之原有過精到剖析:“一曰德不當其位;二曰功不當其祿;三曰能不當其官”。倘若大臣的德行與地位不相稱,功勞與俸祿不相稱,能力與官職不相稱,讓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權上位,那么這個國家極可能陷入是非不明、政令不通、正道不行、禍亂不已的險境。這實際上提出了為政者該如何權衡官吏德行與才干關系的命題。

            降至北宋,史學家司馬光在其《資治通鑒》開篇就借春秋末年晉國荀瑤(時人尊稱智伯)覆亡的教訓,對德才關系進行了系統討論。在司馬光看來,“智伯之亡也,才勝德也”。他才華出眾,但德行有虧,走向絕路純屬咎由自取。司馬光將人分為四種:德才兼備者堪稱“圣人”,有德才弱者是“君子”,有才無德者視之為“小人”,無德無才者只能歸為“愚人”。眾所周知,在古人心中,圣人不常有,但用人問題一直存在,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,“茍不得圣人,君子而與之,與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”。在今人看來,這種寧要無能之輩,不用有才之人的作法,恐怕不利于社會的發展,事業的進行。然而,司馬光此主張的背后,有著更為深沉的憂慮與思考:“才者,德之資也;德者,才之帥也?!辈鸥?,是德行的輔助資本,德行,是才干的中心統帥。二者合則雙美,分離卻未必兩傷。因為德行勝過才干之人,他至少是個君子,如果才干蓋過德行,他便是“挾才以為惡”的小人,其后果不堪設想。自古以來,亂臣賊子,大多“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顛覆者多矣”,荀瑤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?言及此處,司馬光又補上一句,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,“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”,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關系??上v來統治者往往難辨善惡,重用小人,政局最終無可收拾。是故司馬光“與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”觀點的提出,透露著他閱盡前史后的清醒與無奈。

            由此可見,選用干部,“要嚴把德才標準”。倘若干部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個人私德,勢必會對國家產生負面影響。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參加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黨員干部“要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”的深意所在。德才兼備,以德為先,政治過硬,方堪重任。這也是我們黨一直以來組織工作的優良傳統。

            選拔人才只是選人用人工作的一個環節,對于符合德才標準的干部,組織一要用人不疑,增強他們對組織的信任與認同。唐代詩人白居易認為唐太宗能夠延攬天下英才,秘訣即“速在推心置人腹?!倍朴谂囵B,對于缺乏實踐經歷的干部,創造機會讓他們“到重大斗爭中去經受鍛煉,在克難攻堅中增長膽識和才干”,對于在實際工作中倍感本領恐慌、能力不足的干部,“要加快干部知識更新、能力培訓、實踐鍛煉,要把那些能力突出、業績突出,有專業能力、專業素養、專業精神的優秀干部及時用起來”。最終形成物色人才、培植人才、儲備人才、考察人才的良性循環與相互反哺。

            任人之要,各得其所。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?!盾髯印ご舐浴分嘘P于人才類型與處理的思路,頗值我們參考。該篇認為國之人才,“口能言之,身能行之,國寶也??诓荒苎?,身能行之,國器也??谀苎灾?,身不能行,國用也??谘陨?,身行惡,國妖也?!毖孕幸恢?、德才兼備者,一國之內并不多見,這是擔負重任的寶貝;言詞木訥、做事正直者,屬于國家各項事業的骨干,這是值得信賴的重器;講求德行、拙于實踐者,也能為國家發展貢獻一份綿力,這是可供使用的力量。而那種當面說得天花亂墜、背后做事齷齪不堪的“兩面人”,須時時警惕,這是影響國家大計的妖孽。正基于此,主政者應“敬其寶,愛其器,任其用,除其妖”。

            既然干部能力有大有小,專長各有不同,所以在具體使用時應“堅持事業為上、依事擇人、人崗相適”。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不勝枚舉。如戰國時魏武侯任命孟嘗君田文做國相。這一人事安排,令同在魏國為官的能臣吳起很不服氣。一日吳起跑來與田文當面對質,問道:“我想與你比一比能力和功勞,可以嗎?”田文爽快回答:“可以?!庇谑菂菃枺骸敖y率三軍,讓士兵樂意為國效命,令敵國不敢圖謀魏國,這方面你和我比,誰更強?”田文坦言:“我不如你?!眳瞧鸾又鴨枺骸肮芾砦奈浒俟?,處理諸多公務,讓百姓親附,讓府庫充足,這方面你和我比,誰更在行?”田文繼續坦言:“我不如你?!眳瞧鸩灰啦火堄謫枺骸拔以浘苁匚骱恿钋貒婈牪桓覗|犯,令韓國、趙國懾于軍威歸順服從,你和我比,誰功勞更大?”田文還是回答:“我不如你?!比唵柎鹱髁T,表面上看,論武功、論文治、論功績,田文都輸給吳起,二者差距似乎很大。吳起越想越氣,責問道:“既然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,可是你卻出任相國,職位在我之上,豈有此理!”

            田文并未被吳起的氣勢嚇倒,他極其淡定地說出了其中的緣由:“主少國疑,大臣未附,百姓不信,方是之時,屬之于子乎?屬之于我乎?”舊君主剛剛去世,新君主年紀尚輕,大臣不親附,百姓不信任,處于這么一個權力交接、局勢微妙的過渡期,你說國之政事交給誰更合適?聽完此話,吳起沉默了許久,開口承認:“確實應該托付給你啊?!?/p>

            吳起之所以自愧不如,就在于雖然論文韜武略,田文稍遜一籌,但是他所展現的胸襟與涵養,正是一名大政治家所獨有的格局與素質??此撇伙@山露水,實則厚重沉穩,危機四伏、形勢莫測之際,恰恰需要田文這樣的人方能掌控大局,懾服眾人。兩相比較,吳起才能堪稱翹楚,但沉穩不足、德行不夠,田文表面不高明,暗藏大智慧,一是“國器”,一是“國寶”,角色不同,功能各異,身處位置恰如其分。魏武侯知人善任,用人之長,避人之短,值得我們思考。

            人才能力各異,況且受各種因素限制,往往被發現時間不免有先有后,因此選拔人才常需打開視野、不拘一格,廣開進賢之路。 戰國時荀子主張“賢能不待次而舉”,任用賢能不能完全論資排輩。西漢董仲舒上書漢武帝,批評當時官場“累日以取貴,積久以致官,是以廉恥貿亂,賢不肖渾淆”,可見完全依憑資歷升遷,政壇沒了動力,官德每況愈下。唐太宗認為“吾為官擇人, 惟才是與。茍或不才, 雖親不用, 襄邑王神通是也;如其有才, 雖仇不棄, 魏征等是也。今日所舉, 非親私也”。提拔任命官員,應不講關系親疏,勿論私人恩怨,視其能力水平高低來予以相應的職務。到了晚清,思想家龔自珍更是發出了“我勸天公重抖擻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呼吁,希望主政者能破除一切用人思路上的痼弊陳規,保證人才各得其所,施展所長。不難發現,荀子、漢武帝、唐太宗、龔自珍所身處的時代,都是社會劇烈轉型的大變革階段,因此他們對人才的渴望尤為急切,更需要破除常規使用人才。東晉學者葛洪在總結漢代用人經驗時,曾講過這么一番話,“銳鋒產乎鈍石,明火熾乎暗木,貴珠出乎賤蚌,美玉出乎丑璞。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,不可以祖禰量衛、霍也?!变J利的刀鋒取材于山中重石,熾熱的烈焰借助于鉆木取火,名貴的珍珠包裹在不名一錢的蛤蚌中,精美的玉石深藏在粗糙斑駁的璞石里,是故不因父母的德行地位而限制兒孫的前程,也不因衛青、霍去病的低下身份而無視他們的才干。西漢名將衛青、霍去病都是私生子,因出身問題自小為人家奴,供人驅使。不過時值征伐匈奴的用兵之際,漢武帝慧眼識英才,于眾人之中超擢衛、霍二人,委以重任抗擊匈奴,從而立下不世之勛。這種做法,既實現了人盡其才,又產生了正向激勵效應,用好一個人能激勵一大片,有其獨到之處。

            “為政之要,莫先于用人”。中國數千年的歷史,蘊含著豐富的吏治實踐與思想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,這些思想和做法“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局限,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,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”。因此建設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,做好干部培育、選拔、管理、使用工作,要堅決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,依據當今世情國情黨情,對于古代吏治問題要進行批判性繼承、創造性轉化,我們應注重提煉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經驗,善于發掘傳統制度精神的合理內核,辯證對待,為我所用,以識才的慧眼、愛才的誠意、用才的膽識、容才的雅量、聚才的良方,把黨內外、國內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。

            (作者系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主任、教授,濟寧干部政德教育學院尼山學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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